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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食货志》中对于“贞观之治”有这样的描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
这段话有夸大的地方,以户口而论,隋炀帝大业二年,即公元六零六年,全国户至八百九十万,而唐贞观之初,户不满三百万,即使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亦即公元六五二年,户也不过三百八十万。
固然,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人口有了较大增长,但比起隋朝极盛时的户数,还不到二分之一。《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四年,即公元六三零年,高昌王麹文泰来唐朝访问,“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北”《贞观政要》中魏征曾经给李世民上书说到:“今自伊、洛以东,暨夫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当时不少地区还是残破不堪,并未恢复的。
虽然《新唐书》中的记载有夸大之处,不过,在李世民励精图治之下,国家的基本面貌比起唐初有了很大改观这是不容置疑的。
“贞观之治”的真正的核心,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减轻百姓的负担。
《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曾经与群臣谈论如何“止盗”,有人建议重法惩处,李世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他提出的措施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这些话直到现在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古人云“仓廪足而知荣辱”,经济复苏乃至繁荣,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犯罪率的降低,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愿归附。
唐代宗李世民继位后,继续沿用隋三省六部志,均田制和科举制。认真吸收隋亡教训,认为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注意轻徭薄赋发展生产,隋末损失了多半人口,唐初仅剩两千多万,人口可拥有更多土地。经过二十多年经济恢复唐朝重新振兴起来,路不拾遗,一年处决***犯不过二十九人。后来史家把唐太宗统治时期(627年到649年丿这段时期叫贞观之治。事实上贞观年间也并没有达到隋时的经济水平。隋朝巅峰期人囗达890万戶,唐武则天时人口才达到780万户。贞观之治只是为***盛世打下良好的基础。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虚心纳谏,重用魏征房玄龄等大臣;并***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盛世奠定了基础。而这一繁荣盛世出现的原因就是: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们开始休养生息,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伤财导致隋的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
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唐朝的“贞观之治”使大唐进入一个盛世,唐代疆土辽阔,经济繁荣,开放程度高,五湖四海都来朝服跟学习,例如日本的“遣唐使”,使长安一时成为经济最为繁荣的都市,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以至于对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都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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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从626年到649年,唐太宗的年号,据说他的时代是“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遍,外户不闭”,粮食价格也非常便宜,外出旅行,不必带很多的东西,因为商业发达,“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因此为后世史家所艳羡。
从政策上来说,唐太宗之时,***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任人也注重选贤,唐太宗本人也算得上是从谏如流,集思广益。他还很注重选择地方官,尤其是刺史的任用,重视吏治。对于民族政策,也***取非常开明大度的办法,使得边疆也很详和。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反映贞观之治的《贞观政要》一书,其实是从唐中宗开始撰修,完成于唐玄宗时期,写作这一“盛世荣光”的事迹时,离当时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其实已经包括了后世史家对于盛世的想像成份及强烈愿望。
之所以说有夸大之处,以户口而论,隋大业二年(606年),全国的户口是890万。但到贞观之时,不过300万。到了高宗的永徽三年(652年),也不过380万。可见这一时期的经济远不如隋时繁荣,百姓的负担也非常的重。
另一方面,贞观后期的政治也大不如前,贞观时期的开明政治也不是始终如一。
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任何伟大的人物,即使伟大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会犯错误的。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626-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快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常说:人君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务求处事允当,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校鼎盛时期。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十分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的精心挑选,贞观年间掌权的大臣,各有所长。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戴胄“处繁理剧,众爷必举”,王珪“ 激浊扬清,嫉恶好善”,都是一时之俊杰。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注意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暗?”魏正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是同意,他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虚心纳谏。正因为唐太宗善于纳谏,所以能及时的纠正一些错误,有利于修明政治。
唐太宗还注意法制。他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臣下按法律办事。由于唐太宗的以身作则,贞观年间形成了执法严明公允的局面,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唐太宗继位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民不聊生。但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天下一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才29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虽然史书辞多溢美,确大致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治世”局面。
必须指出,作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他自己就曾说:“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至,行游四方,供顿烦劳。”尤其是贞观22年,唐太宗想第二次征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贞观之治”不会像古代史臣渲染得那样富足繁荣,阶级压迫和剥削仍然十分沉重。
总之,贞观之治,固然是封建时代少有的治世,这一时期的政治优点集中体现在初期,唐太宗晚年开始转向反面。“贞观之治”是安邦定国,精励图治天下的方略,一代明君的形象,在历史上仍浓墨重彩,不失后人瞻仰!
贞观之治所畏的唐朝盛世,现代人已经无法考证,但其中的用人之道,行政效率,用法律制度来保证仍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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