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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2年
顺治九年是公元1652年 顺治九年夏四月丙午日是公元1652年3月15日 临六岁登基,改元顺治,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同年,迁都北京。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滦河,福临提前亲政。为加强皇权,他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66]福临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贪官污吏。为了提***僚机构的办事效能,福临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2]为了恢复战乱破坏的农业经济,顺治十年(1653年)***纳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积极鼓励垦荒。同年,编成《赋役全书》颁布天下,使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65]面对全国出现的抗清***,福临***取抚重于剿的策略,一方面实行“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一方面重新起用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使局势逐渐好转。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进占云南省城。[68]除地处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外,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基本被平定。[65][69]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是1652年
顺治,清朝第三位、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的年号,该年号共使用十八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圣祖康熙帝登基后沿用。
明史案是发生在康熙初年的一起牵扯面广、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大案。这起文字狱的背后固然与少数民族入关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有关,也反映出士人传统撰史留名的思想心态,士人间诈财告发的私人恩怨,勾心斗角的吏治腐化。
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每个朝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在文字上做些手脚,但是主要是在明朝和清朝为最。清朝的文字狱就集中在“康乾盛世”。这个明史案虽然发生于顺治年间,但也是拖到了康熙年间才定案。
事情大致是这样发生的:浙江人庄廷鑨家庭条件不错,想写一部史著传世,于是从同乡人朱氏手中花大价钱购买了一本还没有完成编撰发行的《明史》,这本书本是天启年间的首辅朱国祯所著。这位庄先生拿来以后就改成自己的名字,开始往上补充崇祯、南明年间的事。这部书里面还是奉明朝正朔,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等等。有这样的字眼,被发现之后的后果那肯定是很严重的。
这位庄廷鑨花钱找十多位名人帮他撰写润色,书名改称《明史辑略》。总的来说这些人都或多或少有些保存历史,传世后人的文人心态和责任感吧。也就是说通过这本书在后世给自己留名,庄廷鑨出钱,其他人出力,这样呢,也能抬高书的身价,提高知名度。
书成之后请李令皙作序,题茅元铭、吴之铭、吴之熔、李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围、张篙、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于其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据说顾炎武当时也被列入书中了,只不过被其拒绝,他认为庄先生没有真才实学,批评了这种追名逐利的做法。又说明此书是根据朱氏(即朱国祯)的原稿增删而成。庄廷鑨慕杭州举人查伊璜之名,擅自将其列入《明史》的参订名单,查伊璜得知后吓得心胆俱裂,为求自保,赶忙向学道检举告发,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
书成不久,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鑨病死。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年)将书刻成,即行刊书《明史辑略》(《明书辑略》)。而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一个县令吴之荣引起的。据说吴之荣因为***入狱,后来被保释出来,到处***,还以这本书有诋毁朝廷为由敲诈庄允诚。庄允诚上下打点好关系,不理吴之荣这茬。后来吴之荣又去***另一个参与编撰人员朱佑明,也同样失败。湖州知府陈永命接受了庄允诚几千两银子,所以在当地吴之荣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于是吴之荣便上京告状。
这件事情让吴之荣越闹越大,甚至惊动了鳌拜。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到湖州彻查并惩办相关人员,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怀恨在心,诬告“朱氏原稿”即朱佑明本人。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而且举族获罪。
吴之荣诈财未成告发成功,不仅分了庄、朱二家之财,还被提拔。清廷这种做法实际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鳌拜等人借机大兴案狱,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到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正式结案,这场大案共杀了多少人众说不一,有说杀七八十人的,有说杀二百多人的,还有说株连七百多家的三千人之多。牵扯范围之广,沉重打击了清初文人修史积极性,更是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枯萎了华夏文化。
总体来看,清初士人热衷修史有积极的心态,但很多的是虚浮之风导致金钱与名利的关系,士人商人官员的利益交换,远超著史本身的意义,相互之间唯利是图,勾心斗角。这种世风的形成对历史危害也是巨大的,只能说是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但是案后士人不再秉笔直书,统治者的好恶成了撰书的基调和方向,禁锢了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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