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人物传记,明初人物传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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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末明初的散文大家宋濂的传记作品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又体现了他的哪些思想？

元末明初的散文大家宋濂的传记作品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又体现了他的哪些思想？

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他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诸如《天降甘露颂》、《王国祀仁祖庙乐章》等朝廷用文都出于其手，对后代影响深远。同时还潜心研究佛学，造诣深厚，写下许多塔铭、墓志铭和序文，如《〈金刚般若经新解〉序》，《新刻楞严经序后题》等。

宋濂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深刻，敦厚坦诚，传记作品文笔朴实简洁，艺术感染力强。

1.细节刻画人物形象

《哀志士辞》中描写雷渊时，“遇不平，则疾恶之所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卒亦不能变也。”；《白鹿生小传》的白鹿生也非常类似，“生性醇笃，及无铢发矫伪，与人语，出肺肝相示，耻为覆藏，事乖名义，峻言斥之，弗少恕。”“嚼齿大骂”及“与人语，出肺肝相示”等用词生动形象，把人物性格的淳朴正直表现得淋漓尽致。

2.比喻贴切清新

《竹溪逸民传》描写逸民吹箫时，“箫声挟秋气为豪，直入无际，宛转若龙鸣，深泓绝可听”，虚实结合，读者印象深刻；《棣华堂记》形容竹所善于辩论时，“竹所好谈辩，出史入经，霏霏若吐玉屑”；《巩丰传》比喻巩丰年少学识超群满腹经纶时，“如注水千丈之壑”，此等比喻超凡脱俗，耳目一新。

3.写景言词极富文***

宋濂写景时，或从空间、或从时间描绘景色，用字精妙，绝不拖泥带水。如写山景时，《恒山精舍记》：“见夫林峦之苍润，烟霞之卷舒，晴容雨态之变移”；《见山楼记》：“远近之山争献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拥翠”。描摹泉水时，《五洩山水志》：“泉西流汇为小洼，莹澈泓澄，毫发不隐”，“毫发不隐”四字一出，泉水之清如在眼前。

元末明初的散文大家宋濂的传记作品刻画了一大批个性突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画廊。

宋濂的传记作品，***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他为文雍容醇厚，以儒家的人生哲学、道德***、价值取向为尺度来评判人物、事件，宣传道德教化。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代表着由元入明的明代初期的散文家。他们经历了社会***，创作较能注意现实。这种创作倾向，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文风起了良好的作用。

宋濂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

宋濂的传记作品，具有很浓厚的主观感***彩。在继承、发展，特别是《史记》的舒情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品中，应用正反、类比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也用描写自然环境来烘托人物形象，记述人物生平事迹；在重视刻画人物肖象的同时 ，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反映出人物性格特征、心理活动；就描写人物肖像方面，也***用了多样化的描写手法，来展现人物性格特征、精神面貌。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描写，手法表达，体现出了宋濂因事感触，宗经师古，明道致用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其局限性。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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